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在研讨会上表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中出现了经济与政治分离，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地位在下降，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地位在上升，经济天平向中国倾斜，但政治（联合国）、科技（瓦森纳协议）、金融（美元结算体系、IMF）、军事天平依然在发达体这边。美欧正在使经济问题政治化，打压对手。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脱钩、科技脱钩、金融脱钩，呈现出高脱低挂、半脱半挂、多脱少挂特点，在多维角度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冲击。
怎么办？马晓河建议实施反脱钩战略，寻求共赢方案，培育替代伙伴，与欧日加强合作联系，不树敌，理性、包容；实行“适应性改革开放”，发起共同体，共存利益与自存利益有矛盾，要强化共存利益，就要适应规则；推进自立自强战略，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强基础研究，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企业。
惠新（厦门）科技创新研究院特邀专家姜洪在研讨会上表示，产供链的动能分析有纵横两个维度，“横”是目前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的剖面图，比如新兴战略产业及其相互关联度；“纵”是这些产业变化的趋势，要从纵向的规律分析未来世界产供链变化趋势的走向。影响世界产供链国际化进程的共有“一正三负”四方面动能。一正是：科技革命是延伸世界产供链的根本动力，科技革命与国际分工相互促进，新科技革命使高端研发、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进一步分离。三负是：一、经济民族主义对产供链的国际化是一种制约力量；二、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也在改变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过去的几十年对发达国家中产和蓝领造成了冲击，特朗普的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英国脱欧、法国的黄马甲都是逆全球化的现象；三、西方国家搞的产供链的政治化对世界产供链有着负面的影响。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张笑宇认为，过分强调内循环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中国面临亚欧大陆腹地地缘政治的挑战，外生性地缘政治风险会浮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可能会挫败能源革命（碳中和、碳减排）。欧美产出缺口还需要通过传统能源的回归来解决，而非新能源。新能源原材料的分布（如锂矿、钴矿、镍矿）较为集中，且主要集中于地缘政治较为脆弱的国家，供应链容易断裂。亚洲内海的基本宗旨是提倡产供链的去武器化，围绕其发出一系列倡议、协议，如成立产缘安全自由贸易区，并制定一系列规则（在企业、政府、民众三方都接受的前提下对最低工资、补贴、关税、技术转让等做出约定，且应超过当前自贸区的合作密切程度和范围），由此引导全球产缘政治安全规则的制定和话语权。”
惠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澍指出：厦门专门针对从中南亚进口木材和矿建立了一个区，德龙钢铁就把从印尼进口铁矿石和煤炭的国际贸易公司总部设在了厦门。另外，亚洲内海，特别是区域贸易一体化，厦门可能会更多的受益。厦门的简单电子元器件（第三代半导体初级芯片）基本在东南亚流通，形成小的中低端的自主循环产供链。
“从产业链安全角度来看，我们在制造业最强，但在金融服务业较弱，大宗原材（能源、粮食）则最弱，高度依赖国外。中国金属冶炼产能占全球50-60％，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粗加工产品，对中国进口依赖度很高。我们要理性看待中美脱钩问题，在国际政治的应对上，需要大的国家战略智慧。”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大宗商品研究室主任王永中说。
研讨会由惠新科技创新研究院和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共同举办，这也是《当前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化趋势》课题的第二次开题会。
